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身份的象征，是人类区别动物界的最典型的特质所在，它超越了意识形态，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如果说一个家族要敬仰自己对民族做过贡献的先人，那么一个国家也要礼敬自己民族的辉煌历史和精神遗泽。中国的文化遗产不只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也是亚洲和世界的重要文化财富。文化遗产使得我们对人类自身的发展历程有了进一步认识，启发人类重拾对历史造物的信仰与谦卑，面向世界对话多元文明。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铺开大遗址保护行动十年后，今天我们看到了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著的《大遗址保护行动跟踪研究》一书，厚厚的上下册一千多页饱含着科研人员的艰难辛苦和智力劳动，令我们赞叹不已，倍感敬佩。这部书不仅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而且是大遗址保护行动实施以来第一部总结著作，其中全面梳理了大遗址保护作为文物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在调查评估基础之上提出了许多对策性的建议，将许多普罗大众不知道的真相摆上了台面，引发了一系列值得探讨的深思。

    这部书开宗明义提出大遗址属于国家所有权保护范围，大遗址是国家遗产，必须纳入国家公共服务体系、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和全社会参与体系，这就大大超越了文化遗产只是文物部门自家事的局限性，冲出了文保工程项目管理模式的桎梏，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重要的突破。长期以来大遗址未能上升到“国家遗产”层面上决策，文物部门沟通无方、协调无力，成为各地各行业歧视的“绊脚石”，政府综合决策体系根本不把大遗址保护列入议事日程，法人违法的案件层出不穷，深层矛盾非常突出，尤其是城市日新月异的建设改造和农村居民小城镇风起云涌，大遗址成为文化遗产中最脆弱的一支，文物系统原来“死看死守”的保护方式被讥讽为清扫残花败柳的障碍。大遗址是一片特殊的土地，有的是古代城市的旧迹，有的是皇家宫殿的废墟，有的是大型聚落的区域，有的是陵寝墓葬的遗址，以及近现代重要史迹，种类涵盖文物保护的方方面面。从“十一五”规划中100处重要大遗址到“十二五”规划中构建的“六片”“四线”“一圈”，划出了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重要保护新格局，后来又增加新的线路，引起人们的质疑惊呼“大遗址”究竟有多大？许多学者专家指出我们城市大遗址过去受着随意改变的错误决策之苦，现在又继续经历着急躁大跃进式的好大喜功之痛。

    本书课题组针对大遗址保护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疑惑，面对种种难题和困境，进行了深入调查，梳理资料、访谈专家、问卷民众以及对话政府官员，采用实证综合、对比调研、数据分析、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方式，对目前大遗址保护行动的成效与社会经济影响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评估，既不拔高也不贬低，既不夸大也不掩饰，从而形成了上编以专题篇为主的一个总报告和五个分报告，下编以案列篇为主的综述报告与九个案例报告，条分缕析，娓娓道来，令人耳目一新、颇受教益。首先，宏观视野，专题评估。早在20世纪初由于列强在中国以“探险”名义大肆盗取文物、劫掠遗址，因而20年代以后“大遗址”保护就进入公众视野，但是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无力有效保护文物古迹。30年代后国民政府陆续公布了一些文物法规，虽然社会动荡无法落实，却开辟了“大遗址”保护的通道。1949年后，工农业建设浪潮中卷入了破坏文物的漩涡，1956年国家列出了安阳殷墟、洛阳汉魏故城、西安丰镐遗址等15处“重要古文化遗址”名单，并于1958年首次提出“大遗址”一词。这表明国家文物部门已经认识到大遗址的重要性，有了自觉保护的初步理念。

    进入21世纪后“大遗址”内涵与外延逐渐明晰，2005年由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主导推动的大遗址保护行动正式展开，早期文明遗址、历代都城遗址、重大考古墓葬遗址等等一大批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宏大代表和文化价值得到了国家的认可，中央主导和属地管理的保护力度前所未有，中央专项经费2005—2012年八年间资金50多亿元，不仅国家文化软实力得到增强，而且国家遗产的硬指标形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然而，课题组并没有因这些数字沾沾自喜，他们继续深入评估，发现了考古不足、定位不清、急于求成、重建设轻保护等等问题，有的遗址公园运营成本大、收入少，有的遗址揭露后保护技术水平较差，有的遗址公园处于关闭状态，有的遗址公园为出形象大拆大建造成财政负担过重，被人们议论为“华丽的转身”，昂贵的门票更是让普通游客望而止步。大遗址作为一个公共景观不是少数人赏玩的奢侈品，而应是普通公众身心愉悦的空间。大遗址只有真正与城市普通居民融为一体才能抚平人们过去的伤痕。

    课题组在专项行动得与失的总体评估中，高度肯定了大遗址作为国家遗产（资源）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又尖锐地批评一些遗址筹集巨额资金用于商业开发而不是文物保护，留下重重隐患与弊端，深层矛盾尚待化解，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他们叹息保护行动尚未带动制度建设，期望大遗址不仅具有历史文化价值，更期盼从国家战略资源基础上提升大遗址具有实在的国家遗产价值。其次，文化建设，精神遗泽。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竞争既有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军事威力的竞争，也有越来越激烈的民族文化、思想价值、艺术创新和历史血脉的综合性竞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推广本民族凝聚力成为一个综合国力的标志。美国有391个国家公园，每个“国家公园”都要有自己鲜明的主题，包括国家遗址公园，贯穿着自己的精神思想。他们认识到公园不仅是大众休闲的地方，也是一种文化品位的提高和精神升华的享受，是美国社会文化建设一个重要体现形式。有卓越见识的人曾指出“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文化对国家发展进程的影响，比经济和政治影响更深刻、更久远。经济发展改变的是一个国家的面貌，而文化繁荣化育的是一个民族的风骨”。大遗址虽是历史的产物，但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见证。本书课题组清醒地认识到“保护大遗址作为重要的文化行动，其意义不仅是留存历史遗迹，更重要是使其价值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可，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不仅有利于公民素质的培育和地方文化品牌的塑造，而且有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民族凝聚力的提升”。饶有兴趣的是，课题组为了了解广大公众是否认知大遗址，设置了开放式问卷以便询问，结果却是公众普遍对大遗址概念感到模糊，甚至有些人表达出疑惑，直接批评大遗址这个概念定位不清。这无疑是个悲情的表现，说明遗产保护宣传了这么长时间，公众对大遗址认知仍然相对粗浅，即使关心也大多缺乏全面认识。不过，并不能低估广大公众的文化智力，他们提出了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精彩建议，从残垣断壁的遗址废墟到考古新发现带来的艺术灵感冲击，无不显示了人民文化素养的逐步提高，大遗址的展示需要进一步的阐释，真正能使文化遗产保护融入与惠及公众生活。我们在思考，当文物工作者和文化学者竭力使大遗址在走出被毁坏伤痛的同时，如何实现“有尊严的礼敬”而不是“华丽的转身”，需要规划者的理念更需要各方专家学者的参与，需要政府与市民的共识，需要社会团体、专业机构、文化企业几方面不同群体的共识，绝不应是一个人的独舞，更不是一个人指手画脚或一个研究院（所）独占地盘的臆想。

    城市文化大遗址保护总是在寻找最佳解决的方案，最终目的是服务大众，提高文化生活水平。重大保护规划蓝图并不是几个人的轮番“独舞”，要真正实现每一项合理合情的规划，民众的支持很重要，要采取多种方式加强与各界文化人士的交流和各级代表性民众的沟通，以求最后达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形成社会共识，这样大遗址保护才能符合多元主体利益的诉求，也才能让镶嵌在大地上的遗址“活起来”时避免走弯路、斜路。当前大遗址展示“没什么看头”正是历史文化的常见遭遇，大遗址保护在文化建设中不能单纯依附官场政绩，更不能与经济开发挂钩化为GDP，文化建设一定不能失去了本身最神圣的功能——对文明的推进，还有自身的发展与繁荣。我们不能永远躺在祖先的功劳簿上，在自豪地分享祖先荣光的同时，更要古为今用找到精神遗泽的契合点，从而使国家的文化遗产获得持久发展的生命力。再次，典型案例，深刻解析。

    在祖国大地里埋藏着丰富的历史遗痕，其中大遗址是历史变迁的见证之一，一旦遭受到破坏就意味着永远消失，特别是我国和东亚地区大多是土遗址，生态环境又不理想，保护保存决不容易。为了更广泛、更深入地对大遗址保护进行，本书课题组进行单个案例与整体保护的交叉解析，多种运作方式探索大遗址保护选取西安片区，彰显地域文化特色的“壮腰工程”选取荆州片区，跨区域超大型类大遗址保护选取长城，特殊政策扶持下“申遗”的丝绸之路新疆段，城市综合开发下隋唐洛阳城遗址保护项目，城市核心区遗址博物馆建设的南越国宫署遗址，以及良渚遗址、牛河梁遗址、燕下都遗址等等，既探索了大遗址与民众生活的密切关系，又讨论了传统遗址保护理念的延续，可谓有声有色，丰富多彩。针对大明宫遗址公园“曲江模式”集团运作和“文物地产化”的争议，汉长安城遗址大规模整体搬迁耗资巨大的争议，荆州大遗址保护占地面积太大的争议，长城旅游开发与本体保护重量不重质的矛盾困境，洛阳城大遗址公共资金浪费和运营风险的争议，各地普遍存在的土地之争、利用方式、资金募集、居民搬迁等等问题均不是一时一地所轻易解决的，特别是以雷厉风行运动式来实施保护行动遇到了不少人的质疑，也留下许多难以弥补的后遗症。课题组没有回避遮掩这些问题的存在，而是以高度理性不讳言的态度做了客观分析，因为大遗址是一个离不开现实的历史问题，是历史仍未走进历史并与现实生活有着十分特殊的关系，各个案例留下值得检讨的问题将会长时间成为我们思考的财富。课题组在对大遗址保护管理体制与机制的综合分析中，还深入调查了2010年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运营，因为考古遗址公园是以一定规模和分布范围的考古遗迹景观为主体而形成的人文景观，它不仅仅是一个休闲旅游之地，还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普及价值以及独特地观赏价值。遗憾的是，12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有10家的运行成本均在千万元以上，绝大多数遗址公园经营收入不足以弥补运行成本，只能依赖高额财政补贴，面临这样维护压力，究竟是坚持公益性质还是引入商业资本，真是矛盾两难的抉择。大遗址保护行动奠定的文化遗产公园不仅仅是给予百姓感观上的享受，也应有内心情感的文化提升和经济的适应性。大遗址保护行动十年来实践证明，丰富与驳杂的文物事业有着特殊的文化价值，《大遗址保护行动跟踪研究》这部书也说明增强文化软实力不能缺少学术文化，我们培育着制造财富的企业家，也要创造大师级的思考者。我积极推荐这部书，就是期望它超出文物学术圈，让它的思想温度传递给各行各业，因为丰厚底蕴的国家遗产与延绵不绝的精神遗泽，必将是相辅相成的，必将成为我们民族复兴之路上的有尊严的支撑之力。